忆中西，最难忘的是那教学楼前的大草地。这片草地是那么大，那么绿，坐在教室里听课听烦了，淘气的学生如我辈，斜眼看看草地，心也就飞出去了，烦恼也消了许多。记得那时的教学楼是一幢三层楼的大住宅，门前有两棵含笑花，开起花来，发出一股甜甜的香气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含笑花。教学楼的西窗外是喷泉。名为喷泉却从未喷过水。倒是那紫藤花的大花棚，真是难得。我们三、四个同班好友掌握了开喷泉的秘密，少不得在月光明媚的夜晚，打开喷泉，欣赏紫藤。校园里还有大理花、玉兰花、迎春花，楼里有名贵的昙花。中西在我的印象中，校园是最为深刻的。它叫我爱树、爱草、爱花、爱美好的环境、爱生活。这是美的教育。

中西的美育还包括校园的歌声、琴声和高水平的图画老师。中西拥有的钢琴数量可能超过当时任何一所中学。中西的图画老师画了一大幅《第十二夜》里的西洋贵族园林作为演出背景，很有气派。我校的实验室的设备也有相当的水平，记得上高中化学实验时，每二人有一套包括本生灯、若干试管、坩埚的用具。在陆师母的严格教导下，连我们平素不大用功的学生，也很重视这套用具，保证它们洗刷干净，锁在分给我们的柜子里。

从学习条件看，教室、宿舍、校园、实验室、钢琴……真是一般学校难以达到，可谓上上乘。但是我们当时作为中国学生却是严重地脱离实际，与人民群众就离得更远了。连“九·一八”“一二·九”这样的大事，也不过引起死水池中的微澜而已。说到底，学校创办人的目的无非要教育“中国富有人家的女儿……”而且是主要按照外国的标准。说也奇怪，在这所重西轻中的学校里，有位国文教员陆老先生居然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两本课外读物，一本是瞿秋白的《新俄游记》，一本是胡愈之的《莫斯科印象记》。陆先生为什么会介绍这些书，至今我也弄不明白，他从来不谈现代作家，更不必说进步作家了。《新俄游记》买不到，但《莫斯科印象记》却买到了。从此我和同班好友刘寿曾学起了世界语，打算到苏联去探探险。探险是在我们校园里培养起来的兴趣。我们三、四个人有刘寿曾、吴舜文、陈乐和我，从上树、爬房顶、爬救火梯、钻土电梯中得到很大乐趣，何不到外国也去探探险呢!

另一个探险的地方是图书馆。当时的图书馆中文书很少，我们就先看看得懂的。我记得有《八大剑侠》，有《血滴子》慢慢地就到英文小说中去探险。先是西部小说，和我们的剑侠差不多。多看了没意思，就看起了埃利奥特的小说，雪莱的短诗，又转而看他的传记，看到他被学校开除深表同情。一所400人的中学里有那么多的英文书也很特别，而且这些书里，有英文版的《资本论》，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。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抱着看的《基督山伯爵》我们老早就看过，并认为它不如《三剑客》。我们可以按着文学史找名著来读。我读过英文的《十日谈》。而且我还读过介绍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的《Personal History》（Vincent Shean )，这是一个美国教师回国休假后带回来的，她还带来《The Days that shock the world》(John．Reed)，似乎是要我看的。那时的中西读书的气氛不浓，但是总的比较宽松。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，全在中西，以后又在那里工作三年，居然从那里走向延安，其原因就在这个制造异端的图书馆。图书馆主任江梅娟先生也很开明，把购书的任务交给了我，由我自由选择了买，我就和当时在校教语文的董瑞瑾老师每月一次一起去采购。图书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，反过来，我们又扩充了图书馆。董瑞瑾以后也去延安陕北公学，与我不期而遇，她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，解放后去西安工作，不幸的是，建国初期就病逝了。我至今忘不了她。

郑德芳：原名郑培德，中西女中1934届学生。1937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。1941年在新华日报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。1946年到延安新华社担任对外报导。1980年任《中国日报》创刊时的社委及副总编，直至离休。